儒家 法家
汉武帝时期，儒学家董仲舒极力建议武帝放弃“黄老”，改由儒学治国，从此结束汉初70余年以“黄老”学说作为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，开启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长达2000多年的新治理模式。
有趣的是，新治理模式的指导思想并非单单儒家思想，而是儒家、法家共治！后人或称为“儒法兼修”，或称为“阳儒阴法”。
下面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儒家的主要治国思想和法家的治国思想，然后，再谈谈为什么不能二者只用其一，而必须“兼修”，当然，最后，还要谈谈为什么帝王们用了法家思想却不愿意承认。
儒家思想向来强调个体层面的自省自制，强调社会层面的礼制规范，承认等级，但主张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统治者应实施仁政。在利益关系上，承认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，孔子就说过，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！”（孔子也如此吧），这会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挤，但同时，强调取利的伦理前提：“不义而富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显然，统治者乐见这种说法。因此，概括地讲，儒家的治国思想就是：以人们内省为主，辅以比较软的礼治。
法家思想虽包含法、术、势三个方面，但法是其根本。韩非强调“一民之轨，莫如法”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“道法万能，智能多失”，因此应“以道为常，以法为本”。法家并不排斥奖励：“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者，好恶也，故赏罚可用；赏罚可用，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。”只是实践中更多地运用惩罚。概括地讲，法家的治国思想就是：以法治国。
那么，为什么国家治理时，不能用其一者？要解释这一问题，必须用“性三品理论”。
根据性三品理论，人可按照任一对可把人群加以分类的指标对人群进行分类，如善与恶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，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，……。总之，人与人不同。
假定统治者只用儒家思想治国，那么，那些上品人和偏上品的人，在肯定、鼓励、表扬、尊重之下，会变得更加“完美”。但是，把肯定、鼓励、表扬、尊重用在下品人身上，只怕会招致他们内心的嘲笑，他们的恶性要么伪装，要么毫无顾忌地表现，统治者只能感叹“秀才遇到兵”！因此，以强调内省为主的儒家方法面临无奈的境地。历史上，有一些过于仁慈的皇帝，终将权力不保。
假定统治者只用法家思想治国，因严格的法治，使那些下品之人因害怕惩罚而如韩愈所说“畏威而寡罪”。但法家通常“严而少恩”，用对待坏人的眼光看待好人，而且，实践中的法家往往走过头，动则酷刑，甚至殃及无辜，惩罚范围扩大化。因而有官逼民反可能，使人民不得不反，而人民则觉得造反有理。隋炀帝是也！
因此，从性三品论看来，因人有差别，儒家方法只对上品人有效，法家方法只对下品人有效，因此，必须两种方法并用，方可同时治理好两个极端的人群，而实践证明，只要两个极端的人群被治理好了，中品人就不是问题。
令人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帝王们用了法家思想，却只承认“儒家治国”？这也不难回答，因为儒家思想有“更好”的群众形象，特别是经过统治者的抬举，形象更加高大，用这种思想来治国，统治者不也变得高大了？除这一原因外，怕是还有个原因，就是迷信。因为秦国固然以法家思想强国并统一了六国，但成在萧何，败也在萧何啊！如果宣称法家治国，纵使不怕在百姓面前的暴君形象，也怕象秦国那样灭亡吧！